最近不少城市都出現了打車難的現象。通過叫車軟件，要么叫不到車，要么有高額溢價，叫出租車則普遍需要加價。有人把這種狀況歸咎于互聯網平臺，稱“讓出行變得不美好的互聯網平臺”縱容了司機故意等待乘客提高價格。

　　這種說法，讓人聯想起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恐懼。那個時候，很多人認為，私人經營的肉店、蔬菜店，是資本家，會不顧一切的賺取利潤，會把價格提得很高。實際上，這個情況沒有發(fā)生，私人經營反而提供了比國營肉店、菜場更豐富的產品與更低的價格。出現這個局面的原因，是市場中有競爭，市場中的任何一個商家，都不可能任性的提高價格。

　　再來看出租車司機的情況。乘客發(fā)出一個單子后，附近的司機都能收到這個單子。司機不愿意接，等待顧客加價，這個行為與市場上的小販提出一個更高的價格一樣，面臨其他人的競爭，單子就可能被其他愿意接的司機搶走。唯一能達成這個情況的就是共謀，但是，眾多司機，分散在街道上，也不可能每一個單子都商量，更無強制，無法達成共謀。

　　不過，如果單子多了，司機的確會挑遠的單子，挑加價的單子，這就出現打車難，加價。至于專車、快車，是系統指派訂單，司機無法選擇加價，當然，基于供需情況，系統也會給出一個加價幅度。所以，導致這個局面的最大原因，是春節(jié)期間的供求情況。

　　春節(jié)期間，運力供給減少。打車平臺上接單的司機，春節(jié)前回鄉(xiāng)探親了。以北京為例，春運開始后，北京在線的司機數量一直在下降，與1月10日之前相比下降了近25%。

　　除了數量的整體減少，還有區(qū)域性問題。春節(jié)期間，會有較多的來往機場、火車站的業(yè)務。以上海為例，有數據表明，上海出租車每筆業(yè)務的平均運距，已經比平日增加了800—900米。這就是由于來往機場、火車站的長距離業(yè)務變多了，與此對應的是，市區(qū)的出租車密度下降，供給減少。

　　對于引發(fā)此次輿論的上海，還有一個特殊情況。有來自出租車企業(yè)的消息稱，春節(jié)前又有一批合同到期的駕駛員，不再續(xù)約。上海某出租車公司閑置的出租車，同比翻了約一番。以此推斷，全上海出租車大約減少3000輛，對上海出租車的供需結構有較大影響。

　　在供給減少的同時，春運期間，需求卻增加了。

　　春運中人們帶著行李，都會更多的使用出租車與網約車。今年春節(jié)又是近5年來最早的，春運中學生流、務工流相互疊加。再加上過年期間，人們消費意愿更強，都會更頻繁的打車。以北京為例，滴滴平臺的訂單需求一直在往上走，且增幅達到30%。

　　司機回家早，運力下降，且都去跑機場單子，與此同時，乘客出行需求卻大大增加了，供需此消彼長，司機自然會挑單子，一些人就會覺得打車變難了。

　　客觀的說，春節(jié)期間的供求變化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其實，春節(jié)供應變少、漲價，早已經是一個大眾習慣的經濟現象了。稍微留意一下新聞，就不難發(fā)現，春節(jié)期間，豬肉、蔬菜都出現了漲價。一些服務行業(yè)，如快遞、家政、理發(fā)、洗車甚至完全停擺，淘寶很多商家也會停止接單。一些商家即使堅持經營，也會不同程度的提價，上海洗車甚至漲到80元。顯然，這不能抱怨淘寶，也不能抱怨商家，畢竟辛苦一年，大家都要過年。堅持提供服務的商家漲價，理性的說，是基本的供需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市場自發(fā)的調整價格。從情感上講，他們犧牲了自己與親人團聚的機會，用更高的價格來補償是合理的。

　　那么，為什么人們接受豬肉漲價、蔬菜漲價、飛機票漲價，接受火車票難買，車難洗，但打車難、漲價，就要責怪網絡約平臺，叫著要“回到過去”呢?一部分原因恰好因為是網約車平臺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打車已經容易了，一旦出現季節(jié)性高峰，情況變差，人們就不再接受，開始抱怨。不過，這種抱怨很可能會持續(xù)下去，因為網約車新政。

　　前段時間，各地紛紛出臺并生效了網約車新政，不少地方都要求從事專車運營，必須是本地戶籍、本地車牌。隨著相關執(zhí)法的開展，那些外地戶籍的專車司機、外省市車牌的專車，只能退出市場，網約車供給必然會大幅減少。據推測，上海等一線城市對車輛、司機門檻的規(guī)定，會讓司機群體減少70%以上。以上海為例，已激活的41萬余司機中，僅有不到一萬名司機具有上海戶籍。與之對比的是，網約車政策最寬松的深圳，春節(jié)期間的打車難現象最少。

　　這種供給減少是持續(xù)性的。其惡果在很多城市也體現出來，上月圣誕節(jié)的時候，菲利賓交通部聲稱，他們收到多宗關于優(yōu)步漲價的投訴。優(yōu)步的回應是，正值節(jié)日，乘客的出行需求十分旺盛，我們很樂意為他們服務。但是，由于菲律賓政府同樣對網約車百般刁難，造成供給嚴重不足，所以才造成價格上漲，成交量大幅下降，民眾出行更不方便。

　　所以，某種程度上，春節(jié)期間的暫時性現象就是未來新政的預演。

　　更離奇的是，打車難、打車貴，不是網約車新政的一個副作用，而本身就是網約車新政的目標。雖然政府部門一直強調“互聯網+”，呼吁出租車與新業(yè)態(tài)的融合，但圍繞網約車的政策設定，卻明明白白地說了：網約車要差異化、區(qū)隔經營、車型要更好。這必然意味著價格更高，打車更難，城市出行必然回到那個誰也不愿意回到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