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新時期”（即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二十年來的發(fā)展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新時期”中國的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已經歷了六個不同的歷史時期。[1]這六個歷史時期，一方面顯示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自身發(fā)展的軌跡；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與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艱難而復雜的關系。本論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學術的考察與分析。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撥亂反正期（1978——1982）：

　　顯現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意蘊

　　“新時期”第一歷史時期的發(fā)韌，是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其顯著標志的。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極其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在當時對新聞界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以中國的新聞界開始摒棄“新聞以階級斗爭為綱”、反對“新聞的假大空”、要求“新聞注重讀者需求”為其鮮明的特征的。盡管這些問題在新聞的學術研究上并無更多的創(chuàng)建和突破（中國早在1956年就曾對這些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但是，頗有回歸五十年代新聞改革意味的深刻反思，卻以高舉中國新聞界的撥亂反正大旗，拉開了“新時期”中國新聞事業(yè)改革的序幕。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后段展開爭論的“新聞事業(yè)黨性與人民性的問題”（具體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新聞工作要不要堅持人民性”、“黨性與人民性的關系與位置如何厘定”等），已不僅僅是中國新聞媒介一般的“撥亂反正”問題，它已給發(fā)展中的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注入了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意蘊。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新概念新學科引進期（1982——1986）：

　　為社會民主化進程提供知識與理論

　　信息概念與傳播學在中國的引進，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信息概念的引進，廣義上講，是我國自然科學中的三論”（既信息論、控制論、系統(tǒng)論、）的影響。但是，具體分析，中國新聞界在新聞媒介中引進并運用信息的概念，卻是伴隨著八十年代初，傳播學進入中國的科研機構和大學課堂為歷史起點的（1982年5月美國著名傳播學家威爾伯·施拉姆在北京給中國人民大學作了介紹美國傳播學狀況的學術報告）。1984年9月，通過新華通訊社李啟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終于正式翻譯出版了威爾伯·施拉姆的《傳播學概論》，在中國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系統(tǒng)論述傳播學的著作。在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新聞界引進信息概念與傳播學，不但引發(fā)了中國新聞界的一場大討論，而且，也促使中國的新聞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由此引發(fā)的中國新聞界的一場大討論，其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新聞媒介究竟是以傳遞信息為主還是以宣傳為主”、“信息傳播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這無疑構成了對我國歷來把新聞媒介當成宣傳工具的尖銳挑戰(zhàn)。因此，“信息是抽象的概念”、“信息傳播無視新聞的階級性”等反面意見接踵而來，一場交鋒在所難免。但是，這場交鋒在中國政府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在國際新聞媒介參與信息革命的大趨勢下，以主張改革開放者的勝利而告終。這一時期的新聞媒介改革促使并帶來了中國新聞傳播界的巨大變化，其突出點在于：中國的媒介結構中出現了大批以提供信息，特別是經濟信息為主的報紙、廣播、電視；反映在媒介內容中，純信息性的新聞占有了相當的比重；即便在以宣傳為主的新聞中，也開始注重大信息量的問題。從此，“新聞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事業(yè)”等提法開始趨于流行。在學界這樣的提法漸成共識，成為普遍的學術用語。中國的新聞傳播界經過五年的努力，基本確立了信息傳播的新觀念。1988年3月25日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首次開始使用“新聞媒介”的提法。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監(jiān)督功能膨脹期（1986——1989）：

　　從注重自身改革到卷入激進的社會民主化進程

　　引進信息概念與傳播學后給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注入的生機與帶來的巨大變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新聞傳播界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所至，另一方面，則是信息社會來臨的國際化大趨勢對新聞媒介提出的必然要求。這一喜人形勢的出現，就其實質來看，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在這一時期的前段，中國的新聞傳播界亦注重自身的改革。 盡管“提高新聞的透明度”、“改變新聞報喜不報憂”、“新聞報道不能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新聞媒介要有多種聲音”等問題的討論日見其多，但這畢竟還屬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改革關注“輿論監(jiān)督”問題的范疇。當然，這些新聞媒介改革的觀點一但集中于新聞媒介的監(jiān)督功能，參與政治改革的傾向已逐漸開始明顯。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不斷發(fā)展和深入，社會上政治改革的呼聲日見其高，加大新聞媒介改革力度的呼聲也漸大。這一時期，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相關性急劇加強了。當然，隨著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的臨近，關于“新聞自由”、“新聞體制改革”問題也開始提出。這一時期的后段，中國大眾傳播媒介關注輿論監(jiān)督等問題的改革走向已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一場處在特殊歷史、特殊社會條件下的政治風波。中國大眾傳播媒介關注自身改革的情勢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新聞媒介開始卷入激進的民主政治改革潮流。其結局，當然是政府以一種特殊的政治方式制止了這場“政治風波”，這也意味著中止了新聞媒介改革在這方面的發(fā)展。盡管這一問題的特殊歷史復雜性現在還很難用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改革的觀點予以詮釋，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在本身的改革中，乃至在介入社會民主化進程中對新聞媒介輿論監(jiān)督等問題上釀就的經驗教訓，卻構成了“新時期”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中值得關注與研究的課題。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反思回歸期（1989——1992）：

    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間離

　　政府以特殊的方式解決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罢�治風波”之后，政府對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中新聞傳播界的問題予以了高度的重視，指出，“新聞界造成了思想混亂”、“在輿論導向上發(fā)生了嚴重的錯誤”。[2]1989年11月28日江澤民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省、市、自治區(qū)黨報總編輯新聞工作研討班上作了題為《關于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指出，我國的新聞媒介必須堅持喉舌性質。我國的新聞事業(yè)是黨的事業(yè)的一部分，必須在政治上堅持黨性原則，因此，任何媒介都理所當然地必須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許用“人民性”否定黨對新聞事業(yè)的領導。[3]由是，中國的新聞傳播界開始了一場深刻的反思，中國的大眾傳播事業(yè)進入了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回歸時期。這一時期，由于“政治風波”的出現，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相關性急劇地減弱，甚至出現了間離。這是“新時期”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中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屬性拓展期（1992——1997）：

　　在創(chuàng)造性轉換中關注社會民主化的進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fā)表，預示并引發(fā)了“新時期”中國大地上的新一輪改革大潮。同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輪改革的大潮，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引發(fā)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領域的一場悄然革命。與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第四階段所截然不同的是，在這一階段的改革中，中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并未以參與政治的激進方式進行，而是以改變新聞媒介獲取經濟資源的各種方式來進行著新聞媒介的改革。中國大眾傳播業(yè)的“事業(yè)性質、企業(yè)管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逐漸被轉化為一種特殊的雙向（即政府與媒介）理論認同：在承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具有上層建筑屬性的同時，亦承認其第三產業(yè)的經濟屬性。這一“雙重屬性”可以說是中國大眾傳播業(yè)的一種“創(chuàng)造”。它雖然不可能達到大眾傳播媒介改革的終極目標，使其溶入社會民主化的博大歷史進程。但是，這種“創(chuàng)造”的效果，卻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聞媒介的實力與活力，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由此獲得了快速的發(fā)展。處在這一時期，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關系似乎得以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轉換”， 使二者之間產生了一種極為特殊的相關性：政府在無力承擔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極其巨大的財政開支，但又不能失去對其依賴和控制的情況下，中國的大眾傳播媒介迅速構筑起了“獲得經濟資源的權力與有控制地介入社會現實”二者之間的特殊關系。政府對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政治與經濟雙重屬性”的認可與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業(yè)已形成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格局，為今后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提供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和贏得了獨特的發(fā)展契機。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的社會民主化介入期（1997——至今）：

　　政府進一步公開倡導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

　　與前面的第五個階段相比，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社會民主化介入期所呈出的卻是一種頗為獨特的狀況。第五個階段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屬性的拓展實際上已形成了一種“分離說”：即政府職能與媒介經營相分離；新聞宣傳與產業(yè)發(fā)展相分離；經營性資產與非經營性資產相分離。這頗有哲學意味的“二律背反”命題，讓我們在一種特殊的悖論中深切體會中國的大眾傳播事業(yè)改革 “并不是以新的體制取代現行的體制，而是在這一體制的框架內，引進一些充分體現了這一體制之核心原則的新型運作機制�！盵4] 更為準確一點說，這種大眾傳播事業(yè)的改革“就其總體來說是重構現存體制的內部空間，是對這一體制的改造�！盵5] 審視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社會民主化介入期，最為突出的是兩點。首先，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前五個階段改革的直接推動力均在新聞傳播界內部充分地體現出來，政府的主體性缺乏足夠的顯現，而處于這一階段，政府的主體性極其強烈；其次，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前五個階段的改革均沒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直接耦合（處于“監(jiān)督功能膨脹期”的中國大眾傳播媒介雖然卷入了“政治風波”，但尚難算作新聞媒介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直接耦合），而處于這一階段，政府在進一步公開倡導政治改革的綱領中，將新聞媒介的改革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予以了緊密的結合。至于政府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介入社會民主化的深度與廣度如何進一步認定，那將是一個需要繼續(xù)探討的問題。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共時態(tài)分析

　　隨著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隨著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特別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已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問題，已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重要而又緊迫的課題。

　　將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作為促進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在傳播學的研究中已不少見。無論是社會學家、傳播學家丹尼爾· 勒納提出的“城鎮(zhèn)化、教育、大眾傳播的普及和公眾參與”理論，還是傳播學家威爾伯 ·施拉姆提出的“利用大眾傳播事業(yè)推進第三世界國家發(fā)展”理論；無論是傳播學家弗里特·羅杰斯提出的“傳播是社會變革的基本要素”的理論，還是梅爾文·德弗勒提出的“大眾傳播與社會發(fā)展互動”理論……皆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但是，在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如何促進社會民主化進程問題的專項深入研究上，特別是對中國這一問題的研究上，傳播學界卻鮮有較為突出的成果。

　　當代民主理論的研究正在歷時態(tài)、共時態(tài)兩方面呈現出新的研究取向。在歷時態(tài)的研究取向上，對三次民主化浪潮發(fā)展的審視，構成了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內容。國際間一些政治學者，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認為認為，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化浪潮大體可分為三次，即1828年至1926年的第一次浪潮；1843年至1962年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開始至今的第三次浪潮。特別是始于1974年以來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其規(guī)模大、沖擊強、影響深，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圍內廣泛的關注。在共時態(tài)的研究取向上，傳統(tǒng)合力因素與現代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則構成了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內容。在傳統(tǒng)合力因素與現代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研究中，盡管二者各有自己的研究體系，但都認為“單一因素無法實現社會民主化”。因此，尋求諸種合力因素的相關組合對社會民主化進程影響的研究，就成為當今民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我們在研究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時，可以此為分析問題的基本邏輯起點。

　�。ㄒ唬┨幵趦煞N合力因素中的社會民主化進程與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

    處在傳統(tǒng)合力因素視野中的社會民主化進程與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與經濟新體系的建立——中國“新時期”以來的二十年，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與世注目的成就。1979年——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近10%，處于世界前列，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97年按當年匯率計算，人均GDP為720美元。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在基本保持了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穩(wěn)定的條件下實現的。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的快速增長，被全世界公認是成功的。

　　中國“新時期”以來二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為關鍵的是實施了所有制理論與實踐的突破。江澤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通過改革實行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所有制結構，實行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們努力消除過去由于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羈絆，從而進一步解放和發(fā)展了生產力�！盵7]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所有制結構上，“已將非公有制經濟由‘制度外’納入了‘制度內’。即便是對公有制，也對其含義進行了極大的拓展：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8]這些，都前所未有地給中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民主的水平與經濟發(fā)展的水平之間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經濟發(fā)展使民主成為可能。經濟增長必然造就一個更為復雜的經濟體系，這種復雜的經濟體系使推進社會民主化的各種因素極其活躍起來。[9]中國經濟體制的順利轉軌，特別是由此帶來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已構成了中國大力推進社會民主化諸因素中最為基礎、最為積極、最為活躍的力量。

　　中國財富的積累與社會階層的分化——與上述問題緊密相關的因素是，經濟的發(fā)展產生了更多的公共資源和私人資源可供各個團體分配。經濟因素，具體說是收入水平因素，決定了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層結構的變化，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據統(tǒng)計，1995年，以國際通用的五等分法，把社會上20 % 的高收入戶與20 % 的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作比較，城鎮(zhèn)居民的貧富差距為3倍，而在1978年差距是1.8倍；農村的貧富差距在1978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為6倍。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居民一直是一個收入水平懸殊的兩大社會群體，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態(tài)勢，以人口加權平均計，城鄉(xiāng)之間的貧富差距是5倍，到1996年，這種城鄉(xiāng)之間平均貧富差距為5.5倍。[10]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所有制的改造，為雇主與雇員關系在中國的出現提供了基本前提，社會結構分化已成事實。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到中國社會發(fā)展，特別是社會民主化發(fā)展的核心問題�！靶聲r期”以來的二十年，不僅中國社會成員的社會位置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而且，中國社會成員關于自己或他人的社會位置的評價框架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各階層在經濟利益方面的摩擦與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將會日益突出。反映在權利分配和積極參政領域，在未來的政治格局中，中產階級階層的利益要求將會十分突出。這誠如美國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A ·阿爾蒙德所認為的：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中，政治的“2P”（Power權利、Participation參政）與經濟的“2W”（Wealth財富、Welfare福利）是最基本的四大變量。其中，經濟的增長與此帶來的分配問題，將是考察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經濟基礎。當今之中國，這些問題已十分值得予以關注。

　　那么，在如此深刻的背景下，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與社會民主化進程又有什么重大的關聯呢？我們之所以化了一定的篇幅來論述中國經濟增長、經濟體制與社會階層問題，關鍵的一點就在于想說明，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認識，已在此深刻的背景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當今的中國，由于經濟體制的轉型，也由于經濟持續(xù)的發(fā)展，民眾正在逐步樹立起納稅人的意識。既然國家的發(fā)展、政府的資金都靠納稅人支付，那么，納稅人就要知道這些資金的去向，這就引發(fā)了納稅人對“知情權”的必然要求，而這種“知情權”的獲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眾傳播媒介來完成；既然政府機構的運作是靠納稅人提供的的資金來支撐，而公務員也靠納稅人提供的資金來養(yǎng)活，那么政府的公務員與納稅人的關系就應該是“公仆關系”；正是由于這種“公仆關系”，作為“公”方的納稅人就應當有自己信賴的代表參政（這就是納稅人正在發(fā)展的“參政意識”）；既然納稅人要“參政”，那么，大眾傳播媒介就應當作為納稅人的真誠代言人，真實而又充分地反映納稅人的心聲。不僅如此，既然前面所述的這一切都是應該的，那么，大眾傳播媒介還有一項最根本，也是最艱巨的任務——為納稅人對政府和政府的公務員行使充分的監(jiān)督權。這，也就構成了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在社會民主化進程中最基本的觀念變革，同時，這也構成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介入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基本理論。當然，當今信息社會的形成引發(fā)了信息經濟時代的來臨。作為承載信息傳播的大眾媒介如何促使信息經濟的形成，加強經濟報道如何具體體現在經濟發(fā)展的實際運作中……這些問題都不可小看。但是，就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這一政治改革問題而言，前述在觀念更新作用下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深刻認識與理解也許更為專業(yè)、更為深刻。

　　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傳播與變遷——如果說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經濟新體系的建立；中國財富的積累、社會階層的分化；這二者與“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發(fā)展與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關聯度尚須通過上述較深入的社會經濟分析方能認識，那么“新時期”以來的二十年，由大眾傳媒介成功引發(fā)的中國公民價值觀的巨大變革，卻是頗為直接和直觀的。世界范圍的社會民主化進程表明，任何進入社會民主化的國家，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國際與國內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民主化進程上的雙重因素影響。這也就是社會民主化研究中經常涉及到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發(fā)展必須引進文化因素�！北M管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因素是一個很大的范疇，但是，處在這一范疇中的諸多文化因素大都與大眾傳播媒介在期間發(fā)生的各種作用有關。從感受現代民主文明的優(yōu)越性，到現代民主意識的增強；從文化價值觀念的變遷，到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理解……無一不與大眾傳播媒介息息相關。應當說，在中國“新時期”全方位、多層次的改革開放中，盡管對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發(fā)展尚有不同的各種看法，許多方面的確不盡人意，但是，中國大眾傳播媒介在成功引發(fā)中國公民價值觀的巨大變革，進而成為推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上，的確功不可沒�！皻v史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薄鞍褕猿职l(fā)揚我們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同積極學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盵11]在這方面，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精神令人振奮。處在進一步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大眾傳播媒介，能夠也應當在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擔負起新的更大的責任。

　　處在現代合力因素視野中的社會民主化進程與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

　　在民主理論的研究中，無論是傳統(tǒng)理論體系還是現代理論體系，都十分重視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影響與推動。但是，在現代民主理論體系的研究中，已把上述傳統(tǒng)合力因素的幾個方面，不再作為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基本前提，而是將其作為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有利因素來看待。在現代民主理論的研究中，研究的視角已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即把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合力因素放在了“要有符合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時代精神，要有政治領袖們的政治良知與智慧，要有政黨對民主化模式選擇，要廣泛地促進民眾的政治參與”幾個方面。這一理論，不但給我們正在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也給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這一課題，展開了新的研究視角，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大眾傳播媒介如何在這幾方面與社會民主化進程互動，已成大眾傳播界面對的一個新課題。

　　釀就符合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時代精神——在傳統(tǒng)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影響的研究中，已開始重視文化價值觀的問題。但是，在現代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影響的研究中，已把對一般文化價值觀的研究轉化為對一種需要符合社會民主化進程時代精神的研究。在這一研究中，盡管仍關注文化價值觀的問題，但是，對于人的現代化問題，已提到了一個突出的理論高度。諸如“對民主政體的感情”、“對法治社會的信念”、“對政治自由的理解”、“納稅人意識的確立”、“自主、平等意識的升華”、 “競爭意識的認同” 、“能力本位的觀念”等，皆在此視野之內。在中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與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在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不斷努力下，中國人的觀念正在不斷地嬗變。上述這些“人的現代化”的基本理念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追求。現代化研究中關于“現代化進程啟動后巨大慣性帶來不可逆轉”的理論似乎正在昭示：中國改革開放這一現代化進程中激發(fā)出來的社會民主化時代精神將會不斷發(fā)展甚至是升華的。這些，也將進一步反映到大眾傳播媒介的變革中。無論是普羅大眾對大眾傳播媒介的進一步依賴，還是社會賢達對大眾傳播媒介的關注與參與；無論是人們對大眾傳播媒介參與政治改革期望值的攀升，還是人們對大眾傳播媒介作為“政治雷達行為”的高度重視……這些，都將更充分地顯示在社會民主化進程與中國大眾傳播媒介變革的互動中。例如，1998年7月，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正式來華訪問，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媒體開放精神，讓中央電視臺向全世界現場直播了“兩國首腦新聞發(fā)布會”和“克林頓北京大學演講”，中國民眾對此投以的熱情與關注都是空前的。

    在大眾傳播事業(yè)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符合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時代精神還將反映在全球民主化進程的國際擴散效應上。中國大眾傳播媒介在反映與報道這些問題時，大都采取了較為開明的態(tài)度。我們應當看到，“新時期”二十年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變化，對于社會民主化進程中所需“時代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促使民眾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參與——處在現代合力因素視野中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研究，也十分關注民眾參與政治的必然選擇，并將這一問題作為一個極為重要因素來看待。關于人民參與政治的選擇問題，江澤民有些新的論述“共產黨執(zhí)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護人權。……要努力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盵14]在中國的社會民主化進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如何進一步促使民眾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參與，亦將是在現代合力因素視野中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研究極為重視的問題。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此方面開始了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國政府已將基層政治發(fā)展作為一項率先推進的重要工作。特別是關于中國農村鄉(xiāng)村民主選舉的問題，已放到了相當突出的地位。中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特別的關注（國際媒體也對此予以了相當程度的關注），媒體已進行了大量的較為深入的報道，而且，有些批評報道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如中央電視臺1998年11月《焦點訪談》便對鄉(xiāng)村民主選舉中帶有黑社會性質破壞的問題進行了曝光，令人觸目驚心）。中國大眾傳播媒介對選舉問題的特別關注（雖然還僅僅是中國農村中的鄉(xiāng)村民主選舉問題），某種意義上是運用了大眾傳播模式研究中的“議題設定”理論，盡管民主理論研究流派紛呈，但是有一點卻早已是共識——選舉是民主的本質。從“選舉是民主的本質”這一基礎中才產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只有反對者能夠批評現今的當政者而不害怕受到報復，才有可能進行自由、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中央電視臺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做到了“敢為天下者先”，盡管面對的還僅僅是中國農村的鄉(xiāng)村民主選舉。

　　展現政治領袖們的政治良知與智慧，提升政黨選擇民主化模式的能力——在現代合力因素對社會民主化進程影響的研究中，盡管仍重視諸一個國家“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經濟新體系的建立、社會財富的積累與社會階層的分化、文化價值觀的傳播與變革”等傳統(tǒng)因素的作用，但對于政治領袖如何展現政治良知與智慧，政黨如何選擇民主化模式，已成新解�，F代政治的前沿研究認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民主制度往往是政治領袖的政治良知與智慧共同釀就的，這往往會導致政黨對民主化模式的選擇。當然，這種選擇往往又體現為一種能力結構。[12]誠然，這種政治的良知與智慧，乃至由政治領袖統(tǒng)領政黨對社會民主化模式的選擇，應當符合社會民主化的基本建構。大眾傳播媒介也應當以其特有的影響力，對這種“能力結構”的催化和提升起到積極的作用。

　　1997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以下簡稱“十五大報告”），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民主法制建設問題投以前所未有的關注，并用相當的篇幅進行了較為深入地論述。這些論述非常集中地體現于三個方面：首先，十五大報告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納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的范疇，從而進一步肯定和強化了民主法治建設的戰(zhàn)略地位。其次，十五大報告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提出了民主的四個環(huán)節(jié)和要求；提出了決策機制民主化、科學化的三項要求；提出了民主監(jiān)督系統(tǒng)化的要求等。再者，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顯然，十五大報告已向世人昭示：中國不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也正在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緊接著，中國政府加快了這方面的進程：1997年中國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中國又簽署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特別是中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意義頗為重大，中國與世界大眾傳媒也予以了很大程度的關注。

　　在十五大報告中，盡管也提出了諸如“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把握正確輿論導向”的問題，但是，但這些問題與十五大報告中所及民主監(jiān)督系統(tǒng)化問題相比，顯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因為在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所講：“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須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監(jiān)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監(jiān)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直接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部門要實行公開辦事制度。把黨內監(jiān)督、法律監(jiān)督、群眾監(jiān)督結合起來，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加強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jiān)督，維護國家法制統(tǒng)一。加強對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監(jiān)督，保證政令暢通。加強對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防止濫用權力，嚴懲執(zhí)法犯法、貪贓枉法�！盵13]江澤民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已大大超越了對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中新聞理論的一般提法，而將對這一問題的審視和認識轉化和提升為中國社會民主化建設的高度。雖然，在推進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變革遠不只是一個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問題，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ǘ�）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與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特殊性、階段性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與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特殊性——與傳統(tǒng)的民主理論截然不同的是，現代民主理論在社會民主化的研究上，體現出對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歷史、不同文化的尊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就是：民主化發(fā)生在了各種各樣的國度，這與第一、第二兩次民主化浪潮都有了極大的區(qū)別。

　　特別是民主化浪潮體現在民主模式的認同與選擇上，更是如此。著名政治學者肯·格拉底斯的見解頗具代表性“一種民主模式的相對優(yōu)缺點，完全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政治歷史、文化多元、種族分化程度和經濟生活方式。”在肯·格拉底斯看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適合于所有國家的理想民主化模式。江澤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并且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盵15]這應當說，這正在成為現代民主的一種共識，盡管這種共識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未必相同。在這方面，加布里埃爾·A ·阿爾蒙德的話還是值得回味的：各種政治體制創(chuàng)造出了特殊的政治交流（包括大眾傳播媒介）結構和技術，并來達到它們各自的目的。[16]

　　在推進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大眾傳播事業(yè)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認真審視大眾傳播事業(yè)在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作用時，有一個十分關鍵的理論問題需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這就是如何認識和區(qū)別大眾傳播事業(yè)中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問題。大眾傳播事業(yè)中的自由化，是指在現行體制內的大眾傳播媒介往往要求現有政體放松對大眾傳播媒介的限制或控制，要求擴大大眾傳播媒介的權利；而大眾傳播事業(yè)中的民主化則要求現有政體確認大眾傳播媒介的合法性基礎與地位，使大眾傳播媒介深層介入民主化的政體，形成與民主化政體相適應的“政治交流結構”，以期作用于民主政體。對于前者——大眾傳播事業(yè)中的自由化，與社會的沖突較為平緩；對于后者——大眾傳播事業(yè)中的民主化，與社會的沖突則較為激烈。這點，在推進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中，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值得關注的是1998年12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在接受德國《商報》住京記者思立志的采訪時指出：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中國將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新聞法�！�…新聞自由的原則應該遵循，但是個人自由不能妨礙他人自由，這一原則也應該遵循。新聞自由要有利于國家的發(fā)展，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17]中國早在18年前就呼吁中國的新聞要立法，可“千呼萬喚出不來”。時至今日，新聞立法終于“仿佛若有光”，這畢竟體現了中國的大眾傳播事業(yè)正在開始尋求合法的權利。當然，“要立法”和“如何立法”畢竟有著很大的差別。在新聞法中，如何界定“新聞的功能”？如何保障 “新聞的自由”、？如何保證“輿論監(jiān)督”？ 如何對待“創(chuàng)辦媒體”？等一系列問題，都是與社會民主化進程息息相關的。

　　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與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階段性——現代民主理論的研究已不再把社會民主化視為一個直線發(fā)展的過程，而把社會民主化作為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來看待。研究中國大眾傳播事業(yè)與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就應當把這一問題放在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來考察。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民主化的過程一般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民主化的前奏期、民主化的轉型期、民主化的鞏固期、民主化的成熟期。這四個不同的民主化時期，在時間的起、承、轉、合上構成了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完整進程和全景畫卷。

　　在現代民主理論的研究視野中，民主化的前奏期和民主化的成熟期往往不再成為研究的重點，而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民主化的轉型期、民主化的鞏固期。處在這兩個最為關鍵的時期，大眾傳播媒介所起的作用既十分重要但又十分難以把握。從性質上看，民主化的轉型期是政治上最不穩(wěn)定的時期，處在這一時期的大眾傳播媒介一方面要承擔起大力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任務，而另一方面則又要充分考慮到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的震蕩可能承受的壓力。這無疑給一個大力推進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政治賢達們以很大的難題。在這一問題上，光有政治改革的良知與勇氣是大大不夠的，政治智慧的充分發(fā)揮，將是一個關鍵。中國目前可以說正處在民主化前奏期與民主化轉型期二者間的過渡時期，盡早地從理論上來了解和認識這一問題非常必要�！耙�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的內在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同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文化發(fā)展相適應，有步驟有秩序地向前推進�！盵18]1998年10月7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熔基視察了深受人民群眾歡迎，以輿論監(jiān)督而聞名中國中央電視臺，并與《焦點訪談》節(jié)目的編輯、記者座談。朱熔基發(fā)表了：“輿論監(jiān)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的講話。這一非常重要的講話，以其新的提法和鮮明個性，引起人們的關注（特別是將“輿論監(jiān)督”放在“喉舌” 之前的提法——即便是講“喉舌”，也首次用了“群眾喉舌”，更是注目�！罢�府鏡鑒”則是一個全新的提法），特別是在中國的新聞傳播界產生了重大的反響。不久，李鵬在全國人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提出：更好發(fā)揮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作用，推進實施依法治國的方略。[19] 至于民主化的鞏固期，正是諸多學者在不斷深入探討的。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研究已有了很大的進展。在這一問題上的一個重要發(fā)展是：眾多學者們傾向于，民主的穩(wěn)定并不等于民主的鞏固，單純地維持民主政體并不必然地鞏固民主政體。穩(wěn)定有助于鞏固，但鞏固和穩(wěn)定畢竟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現象。如海格利和甘舍都認為：只有當政治賢達們對民主進程達成共識，普通民眾能夠廣泛地參與選舉和其他制度性程序，民主政體才得到鞏固。林茨則認為：一個鞏固的民主政體意味著，期間任何一個主要政治行為者，政黨、利益集團、機構或個人都認為他們只有在民主進程中才能獲得權力和權利，出此自外別無它法；而且期間任何一個政治機構或團體，都不會投票否決民選決策者的決策行為。[20]盡管政治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時尚有各自的學術觀點，但是，在看待大眾傳播媒介這一問題上，卻頗為一致：大凡實現社會民主化的國家，無論是其提供真實的新聞認知、還是反映普遍的現代民意；無論是實施有力的輿論監(jiān)督、還是形成深層的制衡結構，大眾傳播媒介是完全溶入社會民主政體的。當然，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尚在推進，討論這一問題似乎才剛剛開始，但是對社會民主化全過程的關注，往往是解決階段問題的一把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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